杜磊、郭国良：让翻译照进文学，文学点亮翻译——郭国良教授访谈录

本次访谈时间为2019年12月29日。访谈中，郭国良教授分享了他走上外语与文学翻译的心路历程，阐述了他对于文学翻译、当代外国文学译介以及与外国文学翻译人才培养等诸多方面的理解与认识，对于文学界与翻译界均有很强的借鉴价值与启示意义。

1

学习英语从模仿开始，

译书从“听”开始

杜磊：郭老师，您曾说过，您一开始英语念得并不算好，这跟一个翻译家似乎不太搭界，您的英语学习究竟是一段怎样的经历?

郭国良：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1977年在浙江金华东阳湖溪二中(现东阳市职业高级中学)就读高中时才真正开始学习英语。我的第一个英语启蒙老师——徐锦棠老师——既耐心又严厉。他虽已去世多年，但他给我们上课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他曾对同学们说，假如以后你们考上了大学，到外语学院念书，那么所有场合都得使用英语，甚至到食堂打菜、买饭都得用英语讲。这番朴素的说法本只是为了激励大家学好英语，但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学英语原来这么“高大上”!我非得把英语学好不可!

       我接触到的第一句英语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我担任班长，却不是班上英语最强的。通过死记硬背，高考英语勉强及格，磕磕绊绊得了个66分。我既听不懂英语也不会讲英语，我的英语水平完全是“聋子”“哑巴”式英语。我第一志愿填的是位于太原的海军高级电子工程专科学校^①。因为是提前批录取，我还专门赶去金华参加英语口试。成绩可想而知，很烂，但幸运之星高照，我居然被录取了。就这样，我成了改革开放后东阳第一批考上外语专业的两位学生之一，而徐老师也因为培养出了我而被上调至县里最好的东阳一中执教。

       海军高级电子工程专科学校当时虽然是一所大专军事院校，但我和同学们却是1979年招收的首届外语专业本科生。同学们进校时英语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同学高考英语成绩高达90多分，有的同学英语成绩则低至6分，总体而言，来自江浙一带的同学的英语水平相对要好一些。由于我只学了一年的英语就参加了高考，所以我的英语水平只处于中下游水平。班上英语最强的同学来自嘉兴和苏州等地。有一次，我发现这些英语很棒的同学聚在一起，一人在朗读一本书，其他人在一旁听，我大为震惊:我连一句都听不懂，而他们居然听得津津有味!我大受刺激，在佩服他们之余，暗下决心要迎头赶上。怎么赶?当时我们上课用的是美国原版教材《今日英语》(English for Today)(在当时绝大多数地方院校或者外国语学院还只是用《许国璋英语》的前提下，这套教材算是相当超前的)。我的想法很简单:我深知自己发音不好，那我就老老实实地模仿磁带里的声音。我从最简单的句型开始，一字一句，一字一句，下足死功夫、笨功夫，惟妙惟肖地模仿录音中的语音语调。我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地模仿，丝毫也不觉得枯燥。录音里某个地方念得响一点，我就在那儿标注一下，也亦步亦趋地念得重一点，响亮一些;哪个地方降了调，我也随之一降。虽然老师并没有要求我们这么做，但我坚持不懈，一个学年下来，变化就显现出来了。《今日英语》中的那一个个句子我可以脱口而出，倒背如流，我的英语语音语调也有了很大的改观。说实在的，这其实是一种很机械的学英语的方式。通过这一年持之以恒的机械操练，到了二年级，我的口语水平有了较大的提升，随着“正确”英语的不断输入，“蹩脚”英语节节败退，但是，总体上，我的英语表达仍然没有跳出磁带里的那些内容，一旦要开启其他种种话题，老的“郭国良”就会时不时地冒将出来。可以说，整个二年级基本上处于好坏英语彼此并存、相持较量的阶段，当时英语学习遇到了瓶颈，总感觉自己进步不明显。到了三年级，在前两年大量听说读写训练的基础上，我一以贯之，锲而不舍，坚持模仿跟读，终于水到渠成，突破瓶颈，逾越相持阶段，让好英语占了上风，我越说越流利，越讲越自如，可以在很多话题上侃侃而谈。到了四年级，我的大部分时间就转而花在文学作品的阅读上了。那是一段无与伦比的黄金时光。

       我毕业后就留校任教了。原来的教员(军校里老师被称为“教员”)因此变成了同事，我这才知道，入学之初由于我那浓重的家乡口音，教员们曾认真考虑“淘汰”我，想让我转系或换专业，但或许是因为我字还算写得不错，出得一手漂亮的黑板报，又身兼班长之职，所以也就没“赶我走”。他们没想到郭国良后来急起直追，一口喇喇的乡土英语变成地地道道的美式英语(虽然现在更喜欢英音，而口吐“四不像”英语!)。真想不到啊。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成了师弟师妹们口中的榜样与老师们“现身说法”的对象。

杜磊：原来您是这样赶上去的。现在外语专业的“00后”有学习各种各样知识的条件与资源，学校能提供的课程也很多，但无形之中似乎又出现了忽视语言学习本身的倾向。外语专业的传统课程，比如精读、口语以及语法课不再热门，您的经验对于他们是一种很好的提醒与建议。

郭国良：一个外语专业的学生还是应该先扎扎实实地把外语学好，学通，学精。

杜磊：您刚才说您读大学时用的材料是美国教材，但是您说的完全是一口非常标准的英式英语，是这样的么?

郭国良：谢谢你的谬赞。刚才我提到我们用的是《今日英语》这套美国教材。由于军校外语专业的特殊培养目标，我们的教学格外重视听力。我们训练听力的主要材料是美国之音(VOA)，从慢速英语(Special English)到标准英语(Standard English)。经过强化练习，我一度觉得听力已没什么障碍，VOA不再具有挑战性。留校工作以后，我就转而开始听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节目。我的感受是英式英语更接近于中国人自然的发音习惯。中国人如果不刻意学习美音的话，语音也许本能地更贴近英音。转听BBC后，很多内容我就听不太懂了，尤其是那些有一定文化背景、内涵较深的节目。为了突破自我，我开始不间断地听BBC。记得有一次我疯了似的连续听了一天一夜，就想弄清楚到底有哪些节目。这样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我就自然而然地慢慢抛弃了美音，开始渐渐地拥抱英音。同时，有意思的是，我也不经意地将我的研究兴趣从美国文学转向了英国文学。

       这种听的学习方式对我影响很深，就连现在做翻译我也有这样的习惯。如果大家来我家做客，门一打开，也许你会听到某个英国人说话的声音。请不要奇怪，那是我在播放小说的“有声书”。翻译一部小说，我也喜欢先拿有声书来听一听，特别是听作家自己的朗读，感受他们朗读时直面自我的那种坦诚。某种程度上，我属于“听译派”。我也喜欢趁家人不在的时候朗读原文。我翻译过的那些作家，尤其是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格雷厄姆·斯威夫特(Graham Swift)等，我都用心听过、大声朗读过他们的作品。听与朗读拉近了我与作品之间的距离，这些大名鼎鼎的作家成了我在客厅里无话不谈的朋友。可以说，英语是很经听、很动听的语言，英语原文的内在节奏、韵律乃至情感在很大程度上是诉之于耳朵的。

2

踏上文学翻译之路

杜磊：郭老师，我们不知不觉地已经谈到翻译了。您大学毕业之后在杭州大学(简称“杭大”，后被并入浙江大学)外语系念研究生，您是不是那时踏上翻译之路的?

郭国良：如果必须为我的翻译生涯定一个起点，那确实还得从我在杭州大学念硕士时说起。当时，我的导师朱炯强教授正在着手主编《当代澳大利亚中短篇小说选》。为了反映澳大利亚当代小说基本现状，朱老师选定了47位当代作家，共计50篇小说。他让我翻译其中的一篇——澳大利亚作家莫利·贝尔(Muray Bail)1975年创作的短篇小说《牧羊人的妻子》(The Drover’s Wife)。这本选集的译者大都是名家，譬如胡文仲和黄源深教授。我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学生，朱老师也放心大胆地让我去译，这是朱老师对我的信任，也是鞭策。朱老师也因此成为我文学翻译的引路人。

       转眼就到了硕士毕业之年，我的身份是部队军官，按规定，从杭大硕士毕业还须回到原来的部队工作。但我当时已考虑转业。朱老师很惜才，为了帮我留校，他亲自为我跑到部队和领导谈，对此，至今我依然非常感激。部队非常重视朱老师的到访，给予了很高的礼遇。无奈部队管理严格，要“放行”一个人很难，我也知道成功的机会很渺茫。但是部队还是充分尊重朱老师的提议，答应让我在杭大多留一年，协助朱老师做科研工作。

       我是部队培养的，对部队有很深的感情。尽管毕业后我想转业，但毕业回到部队我没有放松工作，我的原则就是身在部队一天，就要好好干一天，不管有多少困难，都要克服。然而，当我决定离开这个环境的时候，我也希望得到理解——我的“出走”绝不是因为我干不好了或干得不好，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我干得好，所以我希望到更加广阔的天地中去施展自己的才华。不管部队的转业政策如何，我心里就有这种建构良好风气的愿望。那时，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刚刚在全国铺开，于是地方院校与军队院校有了一个可以相互比较的平台。我认真教学，带的班连续两年名列山西省四、六级考试总分第一，学校为此给我颁发了三等功。取得了这样的荣誉，我便有了底气请求领导批准我转业。听了我的想法后，领导最终被我说服了。1994年，我正式离开部队。

       30岁，跨入不惑之年，下一步该怎么走?说实话，我动摇了教书的心。当时很多人，包括一部分大学老师，都投身到了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已读了一年却不愿继续求学，转而下海经商的研究生也不少。我也想尝试新鲜的事物，做老师并不是不好，但我已经做过了，也证明了自己可以做个好老师。我想把人生中教书的篇章翻过去，拥抱下一个事业:我可以经商，也可以做其他想做的事情。留在我面前的有两条路:第一条是回老家东阳，因为我已是团级干部了，如果回地方，可以担任教育局副局长之类的职位;第二条是从商。我放弃了这两条路，因为我更喜欢杭州。我满心盘算着，只要能把档案先从军转办转到杭大，趁着入职手续没办好，我可以马上把档案再转到下家单位。可万万没想到，杭大人事处早就取得了我的档案，把我教书的手续落实办好了。冥冥之中，我想走出校园的计划就这样泡汤了，我只能乖乖地留在杭大继续教书。起初，心里想出走的念头不绝。然而，“惰性”或是某种“天性”让我打消了这种念头，我还是留在了杭大，还是那个在校园里教外国文学的郭国良。

杜磊：其实，您刚才说到“惰性”或是“天性”，但我觉得在那样的人生与时代背景下，还是“天性”让您留在了“象牙塔”里继续教书，这和您后来为自己选择文学翻译是一脉相承的，如果您真的那么在乎钱，您一定不会教书，也不会做翻译的。

郭国良：也许是这样的。还是回到你的问题上，我毕业后在学校工作多年，也陆陆续续发表了一些译文，译了一些书，但没有一定的方向。我的翻译工作真正起步于“邂逅”麦克尤恩的2001年，这是我翻译生涯的一个转折点。那年我收到了一个包裹，打开一看，竟然就是夏天我在英国访学探亲时常在书店最显眼位置看到的那本《赎罪》(Atonement)!去英国前，我因向上海《外国文艺》杂志社投了两篇斯威夫特的短篇小说译作而接到了孟丽女士的电话——孟女士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编辑。电话那头，她告诉我其中一篇已被译出发表了，无法录用，问我有没有兴趣翻译一本新书，我“受宠若惊”，满口答应，但没想到回家后收到的就是这本书。我很惭愧，当时对英国文坛知之甚少，不知麦克尤恩何许人也，更不知他“国民作家”的份量之重。所以英国之行中，这书虽常入眼帘，也只是匆匆一瞥，我只把它当成了一部风行一时的畅销读物。绕了大半个地球，没想到这本《赎罪》竟一路跟着我回家了!因缘际会，我怀着崇敬的心情翻开这本书，一边饶有兴趣地读着，不错过任何一个词、一句话，一边去图书馆查阅各种相关的资料，遇到一些自己有感触的句子就跃跃欲试。渐渐地，我从一开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到后来有了底气，翻译得文从字顺起来。在译书的过程中，麦克尤恩深深地打动了我，原来当代英国文学这么耐人寻味。冬去春来，电脑上的字数不断变多，我越来越接近小说的尾声，心里也越来越笃定，要把当代英国文学作为我未来研究与翻译工作的主要方向。

《赎罪》伊恩·麦克尤恩著，郭国良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各种版本

3

我的“译思”与“译法”

杜磊：郭老师，我觉得翻译教学界对当代翻译家的译文梳理与总结偏少。当代翻译家用的是当代的语言，他们是与我们活在一个时空中的人，学习翻译首先应该学习他们的译笔。肖维青教授和我在编写翻译教材时就收录了您的精彩译例。在近距离欣赏您的译文过程中，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您是非常忠实于原文的，译文丝丝入扣，不会放过或遗漏原文中哪怕任何一个微小的语词。作为文学译者，您有什么样的翻译经验可以和我们分享?

郭国良：我上翻译课很少触及翻译的skills(技巧)、strategies(策略)或methods(方法)。我觉得教科书中已经有很多这类内容了，这些是基础翻译教学所必须讲的内容，由你们年轻一辈的教师来讲解更为合适。实际翻译中遇到的问题千变万化，需见招拆招，光从教科书中学习是远远不足以应对的，这就是翻译为什么需要身体力行、大量实践才能臻于精熟的道理。翻译教材上介绍的是行之有效的一般化方法，但如果我们总是按教科书的那套方法来做翻译，有时候是会事倍功半乃至错误的。因为教科书首先都有一个中英文差异的前提设定，比如它会告诉我们地道的汉语是那类流水短句。但你想，如果我们所有的译者、所有的译文都按这个norms(规范)来操作，那么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译文将会是千篇一律的。我并不否认汉英两种语言之间普遍意义上存在的那种宏观差别，但是翻译教科书突出汉英差别，显然是站在汉英对比的基础上的，它不谈或者很少谈及原文怎么样。而文学的原文形式不仅仅反映内容，它本身可能就是内容，一旦进入文学翻译，这个问题就特别突出。按中英语言差异的前提来翻译文学，很容易习惯性地遮蔽文学赖以存在的形式基础，这样我们读到的无非是一个个我们自认为能够理解的文学故事而已，而满足于故事层面的文学消费恰恰是反文学的，是对文学的伤害。

杜磊：郭老师的提醒很有新意，我想紧接着追问一个问题:郭老师对文学翻译如何为之有什么样的看法与观念?

郭国良：我自认为文学翻译应该更加靠近原文，照顾原文。我刚才请大家注意一点，即是用所谓的“地道的汉语”来翻译外国文学，首先产生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它无法保留原文的风貌，这是汉语的语言特征反过来对文学翻译可能产生的干扰。汉英句长有差异，一旦原文出现长句，我会设法保留。当然译者也必须有一个度的把控，需要考虑读者的接受度，太长也不行。这时翻译就像在秤杆上来回移动一个秤砣，非得找到某一个刻度才能刚好平衡，译文才恰如其分。如果原文是长短相间，那么我也会试图还原这种韵律与节奏感，因为英语读者阅读中能感受到汉语本身也有能力反映原文的这种句式风格。所以，我喜欢“听”就是这个道理，这是感官上有别于视觉的一种接近作品的方式。凡原文有的特点，译者就有责任移植。相反，原文没有的，译文就不应该添加。有的研究批评我的一个译本对于跨句衔接敏感不足。我不认同，原因在于作者在写作时也没有这种衔接意识，至少没有在文本中直接表现这种衔接。作为译者，我没有权力将我对衔接的考虑也写入译文中。

       原文的问题不一定局限在一部书中，甚至还可能出现在同一作者的一系列作品中。假设我要翻译某个作家的三部小说，前两部的风格是标志性的，而到了第三部，作者却突破了自我，带有实验性质地在对话中使用了大量破折号。译者遇到这种情况，假如还是延续前两部翻译对话的方法，那就会给读者错觉:似乎这三部作品的风格是一致的，但其实作者已经大刀阔斧地改变了他的风格。这时候，直译的必要性就不仅体现在文本意义上，它还关乎读者对这个作家创作动向的整体认知与理解。

杜磊：其实郭老师刚才提到了两个方面，一是原文没有的东西译文不该有，二是原文有的东西译文就要有。这个道理说起来简单，做起来恐怕不容易，文学翻译可能尤其如此。因为“文学性”有时候那么模糊，译者很难不进行阐释。但有时候，正如您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又滑向了另一个极端，疏忽大意，看不到“文学性”或把它轻而易举地丢掉。

郭国良：你说得对，文学翻译的原文就是它的“本”，而翻译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是在破坏这个“本”，文学翻译难就难在要在这种张力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你说的“文学性”可能过于抽象，我还是以大家比较熟悉的“文化异质性”为例来进一步说明问题。

       文学翻译的原文问题还在于它的“文化异质性”。不管作者如何声称其作品的国际化与普遍价值，其针对的可能还是英语世界的文化圈，汉语读者无法理解的中外文化差异依旧存在。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iams)曾把文化分为新兴文化(emergent culture)、主导文化(dominant culture)与残留文化(residual culture)。外国文学中最突显的异质文化是主导文化与新兴文化。作品中的主导文化由社会、历史、宗教、经济等因素构成，展示的是不同国家与民族特有的传统与思维，它既陌生又鲜活，显在且稳定，译者要想办法在读者可接受的限度中予以保留;而其中的新兴文化则是脆弱的，它在文本中往往是以流动、破碎的形态存在，但它却是作者精心捕捉的，悉心安排给敏感的读者的。它的意义可能十分捉摸不定，英语读者也很难一下看明白，因为它处于文化生命的最初阶段，但它又如此重要，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就要倍加呵护，万万不可替读者“解包袱”或“一手包办”。不仅如此，我认为，译者蹑足潜踪恰恰可以激发读者的能动性——让细心的读者主动去体验新兴文化，把机会留给他们，让他们去回味，去追寻，去重新建构新兴文化的价值体系。近几年，尽管我很想和我的读者朋友就作品的内涵以及翻译过程中的一些感悟展开对话交流，但我逐渐倾向于克制自己。在编辑没有强烈要求下，我不再写前言与后记，不再做那个在读者身边嘀嘀咕咕的旁白，因为所有的东西都在作品里，留待读者自己观察探索。

       文学翻译的原文问题还牵涉翻译伦理。如用德国翻译理论家是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最早提出的归化与异化之说来看，对于外国文学翻译，完全的归化或完全的异化都是容易为之的。两者中，我们尤其应当避免前者——即不管原文酸甜苦辣咸，一概使其“变甜”而适应、取悦读者，这是逾越当代译者伦理的。我们不再需要以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时林纾那样的方式来翻译外国文学了，时代变了，中英之间百年的文化交流与积淀使得英国文学在面对中国读者时不再需要那层“面纱”了。

       因此，在翻译教学中，我非常重视带着我的学生细读与体悟文本，赶赴到那个文学故事肇发的“现场”。我们的根本任务是以原文为中心，本着既对作者负责，又可向读者交代的原则，忠实地记录“现场”，所以只有在充分明白发生了什么之后，译者才可以动笔，并努力地在归化与异化的轴线中找到那个平衡点，让读者也能亲临那个“现场”。当然，文学翻译是一门永远有遗憾的艺术，某种意义上，它有“原罪”，译者心里应有所准备。因为很多人都认为，读者能理解，功劳归于读者自己;但当读者不解，那问题就肯定出在译者力有不逮上。我想说的是，文学翻译还可能存在“悖论”——殊不知，那种读者不解的“灰色”也许正是作者本来的意图。多年来，我的编辑很肯定我的翻译，我也受到了大量读者的认同，其中一些非常专业的作家读者给我的支持与鼓励尤令我感动。他们向我表示，从我的翻译中能够非常清晰地找到那个作家与作家间可以交流互促的灵感空间，这是支撑着我一直走在这样一条翻译之途上的动力之源。

4

曼布克奖与当代英国文学译介

杜磊：我们知道，您对曼布克奖(Man Booker Prize)情有独钟，您已经翻译了很多获奖作家的作品，其中不乏代表他们个人小说创作高度的扛鼎之作，您还编写过《曼布克奖得主短篇小说精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2)，选译了不少曼布克奖得主的名篇，您认为，围绕曼布克奖，把相关作家与作品译介到中国，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郭国良：曼布克奖创立于英国，已经成为当今最佳英语小说的风向标。自1969年以来，通过严格的评审，这个奖汇聚了英语小说中一部分优秀之作，其权威仅次于诺贝尔文学奖(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我之所以非常关注从这个奖发散开来的作家与作品，首先是因为这个奖对于把握英语文学，尤其是英国当代文学脉搏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与价值。中国很早就有文学翻译的优良传统，如果从林纾1903年的《吟边燕语》(Tales from Shakespeare)算起，中国很早就与英国文学结缘了。林纾为国人一共选择翻译了112部英美小说，为当时人们在世纪之交“放眼看世界”提供了鲜活的材料，输送了精神养分，为历史的进步做了很大的贡献。文学之所以在那样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能发挥出这样大的作用，原因归根结底，还是在于文学本身——文学是把握世界的一种独特方式。如今，21世纪的前1/4已经快走完了，如果当代中国人对英国文学的印象还是停留在那部分林纾奠基的近代与早期的英国文学翻译经典，而不与时俱进，那是远远不够的。一方面，在外国文学的期待视野中，我们已逐渐排除了意识形态的干扰，越来越追求文学本身的价值。百余年来，英国文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这一部分变化唯有通过当代英国文学才能切近地反映出来。离开当代文学，我们是无法全面认识英国文学的。另一方面，小说家是最可以洞悉人心的“心灵捕手”。任何爱外国文学，有“文学梦”的人，都不应失去以文学与当代英国人直接“交心对话”的机会。不了解当代英国文学，那我们对当代英国乃至整个英语世界的认识在某种意义上就只能限于商品与器物的层面，其缺憾不言自明。

       曼布克奖赋予我们的正是这样一个机会。对曼布克奖相关作家与作品，我的翻译选择延循着两条线索，也许可以为观察与整理当代英国文学提供一个思路。其一是个体文学。如我翻译过石黑一雄的《无可慰藉》(The Unconsoled)，它表现的是当代人在人生迷宫中兜兜转转，却始终无法从外界获得帮助甚至慰藉的无助之感，是一部对当代人生存状态的审视与反思之作;巴恩斯的《生命的层级》(Levels of Life)是一部悼念亡妻的“大家小书”，这本随笔为生命建立了高处、水平与地面以下三个空间隐喻层来探索生命与爱情之间的关系。这些作品集中反映了当代英国人看待生活、生命与生存的视角，是一类以个体为中心的文学。其二则是个体与社会联结的文学。佩内洛普·莱夫利(Penelope Lively)的《月亮虎》(Moon Tiger)将整个世界的变迁凝聚到个体的成长经历中来铺展呈现，堪称一部个人心灵史诗;我也翻译过印度作家高希(Amitav Ghosh)的三部曲，在第三部《烈火洪流》(Flood of Fire)中，漂在海面上的船里装的不再是奴隶，而是鸦片，个体进入了鸦片战争流火动荡的时空。我们在历史书上只看到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那对整个东方的影响呢?高希史无前例地以人类学家的功力，为中印之间的联系描补上了差不多将被历史遗忘的那一面。这类文学从个体出发，强调在全球化与多元化发展的脚步中把握社会、民族与历史的万象世界。

       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形式丰富多样，但文学的交流依然是不可取代的。有时候，文学更能够拉近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距离，能起到惊人的作用，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文学的翻译。现在，国家提出构建“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外国文学翻译的价值就更为突显。人类社会是休戚与共的，对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通过翻译，我们得以思其所思，忧其所忧，乐其所乐，这是文学翻译之于我们这个急剧变化与发展的世界永恒不变的价值。可以说，把外国文学“请进来”与中国文学“走出去”虽方向不同，但殊途同归。

       文学译者的贡献在一定程度上并没有被社会充分认同。许钧教授和我主编的“中华译学馆·中华翻译家代表性译文库”至2019年已经收录了4位现当代著名翻译家的代表性译作。在保留译文原始风貌的基础上，我们把他们的译文原汁原味地再次呈现在世人眼前。我们打算一直做下去，我们的一个出发点就是要告诉大家，文学翻译一直陪伴在我们左右，汉语的外国文学实际已经成为我们认识外部世界的一种相当宝贵的中国经验。

“中华译学馆·中华翻译家代表性译文库”

许钧、郭国良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

       作为一个文学译者，我从个人的角度对文学翻译的价值也有一定的感悟。大家都知道我是国内最早翻译麦克尤恩的译者之一，我的学生帮我统计了一下，2005-2019年，我的《赎罪》中译本的引用量已经接近200，该译本至今已经迎来了它在中国的第三版(2018)，对于一部当代英国文学作品而言，可以说已经引起了不小的关注度。这15年来，我不断收到了读者通过各个渠道发来的反馈意见，我的《赎罪》在社会上收到了很好的反响。作为译者，我不光为我的翻译能为读者所阅读接受而高兴，更为我的译文能引发更多人的思考乃至研究而感到欣慰，因为后者是阅读文学翻译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我认为，在当下中国，译者有一份促进中外文化、思想与精神交流的历史担当，每个文学译者都应该为自己努力完成这一使命而感到骄傲。

杜磊：最后，我们很想了解一下，您对未来有志于做文学翻译的青年有什么样的希望?

郭国良：某种程度上，我从来就没有把文学翻译当作一门赖以生存的技艺或一门壁垒森严的学科，我的翻译成就是我热爱文学·翻译的结果，所以我享有一种对于文学翻译的特殊自由，我对它的认识可能更接近文学翻译本身。对年轻朋友，我认为，立志做文学翻译必须树立文学“翻译人”的意识，这种意识包括以下三个层面：

       其一，文学“翻译人”必须有很强的语言实践品格与对文学·翻译的热忱。翻译这个专业也许是外语专业中语言输出总量最大的，翻译过程时时刻刻都要求你思考原文的文字与译文文字间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关系，并把译文写出来。这是一种需要用力很勤、思考很深的双语实践活动。文学翻译是将一国的文学从一个时空搬运到另一个时空，文学翻译因而又是时代精神的一种极为重要的跨文化书写，一种映照中外社会与现实的语言实践活动。文学翻译的这种语言实践品格决定了它绝不是对原文的简单摹写，它需要你付出汗水，开动脑筋。每个立志做文学翻译的人都须首先牢牢把握这点。若从1992年算起，这28年来我没有离开过文学翻译，至今翻译的体量有800万字，每年保持2—3本译作出版。我与翻译就像是鱼和水，我做翻译皆因我热爱文学，在文学·翻译的“一体两面”中，文学让我走出狭小与封闭的自我，看到世界之大，性灵之美。翻译则使我得以表达阅读、思考文学时真实的心灵感受与精神历程，又让我找回自己，这是其他任何理性方式无可取代的。

       其二，文学“翻译人”要培养文学翻译特有的思辨习惯。文学译者在语言的此岸到彼岸间的摆渡不是一帆风顺的，它受到两边特定社会、历史与文化等因素差异的阻碍特别明显，这决定了文学翻译的认知思维方式不可能是从语言到语言的线性思维。我翻译任何一部小说，在整体反复的阅读与感悟后，都会广泛搜罗各种与作品相关的材料，从各个视角与领域检视我对原文的理解是不是准确到位。很多时候，我需要不断调整、修正我对人物形象、作家意图与语词内涵等诸多方面的看法。这几年，我的译速大有放慢的趋势，这不是因为我懈怠，而是因为随着翻译经验的积累，看到的层面渐多，需要思辨的地方也越来越多，下笔就越来越慎重，有时思考有了顿悟甚至需推翻重译。文学翻译特别需要译者对两个语言文化世界体察入微，这离不开“翻译人”的细心考察与辨析。文学翻译固然需要“翻译人”有充沛与敏锐的情感作为支撑，但实践起来更离不开大量双向多维的语言与文化思辨，本质上它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

       其三，文学“翻译人”要建立好自己特殊的理论储备。做一个文学“翻译人”，实践与理论不可偏废，文学翻译中有很多理论问题有待我们通过学习加以廓清，通过进一步的实践来检验、认识与解决。所以，对文学翻译我们也不能停留在实践层面，要有理论追求与探索精神。通过理论的总结与抽象作用，文学翻译实践才能升华转变为一代一代可以不断积累下去、继承下去的学术经验。文学翻译的理论问题又有两大层面，一是文学本身的理论，二是翻译理论。文学怎么译，归根结底取决于文学是什么以及文学怎么样。当前，文学翻译理论建构最大的问题与最薄弱的一环出在两者彼此隔绝的“两张皮”现象上，我希望看到未来有越来越多的文学“翻译人”能在实践的基础上，踏实地学习文学理论与翻译理论，弥合这“两张皮”。翻译与文学天然接壤，翻译的理论有历史的深度，亦有跨学科的广度，而文学理论有关注文本的优良传统，两者理应“相向而行”，开创融合的研究空间。

杜磊：感谢郭老师的分享与指教！特别感谢郭老师能给予我们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郭国良：谢谢！我们一起努力，让翻译照进文学，让文学点亮翻译。

作者简介

受访者简介

       郭国良，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翻译协会理事，中国翻译协会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委员会委员，浙江省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浙江省作家协会译介委员会主任，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常务副馆长，浙江大学翻译学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领域为英美短篇小说理论、当代英国小说，尤其是曼布克奖得主的翻译与研究。迄今已发表论文30多篇(其中3篇被中国人民大学资料复印中心全文转载)，翻译出版近50部文学名作。

       译作《终结的感觉》(译林出版社，2012)、《斯蒂芬·哈珀在读什么——扬·马特尔给总理和书虫荐书》(译林出版社，2014)、《月亮虎》(北京燕山出版社，2019)等登上多个国内图书排行榜，《儿童法案》(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入围第二届“京东文学奖”国际作家作品五强，《坚果壳》(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入围第三届“京东文学奖”国际作家作品五强。近年来，开设的课程有“英国文学史”“美国文学史”“短篇小说研究”“英国文化研究中的核心问题”“战后英美文化与社会”“英美诗歌”“小说理论”“英语文学与翻译”等。

      2021-2022年新作主要有：《麦克尤恩访谈录》、《唯一的故事》、《影子少女》、《童年往事》、《当代英美文学散论》、《傻瓜吉姆佩尔》等。

访谈者简介

       杜磊，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特聘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学和翻译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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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原载肖维青、卢巧丹主编《译艺与译道——翻译名师访谈录》，第34-49页，推送已获编者授权，引用请以原书为准，转发请注明“浙大译学馆”以及文献来源。